谈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
发布:佚名 时间:2009-12-24 11:37:00 来源:京翰教育中心 录入:malajia 人气:2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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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一，把反对改革，反对学习西方说成是救国救民的气节。清末的顽固派在反对改革反对学习西学时，就以崇尚气节为武器，极力反对学西学，认为“臣民之强，则惟气节一端耳”。只要臣民有“气节”，就能“御灾而灾可平”，“御寇而寇可灭”了。那么，什么是他们讲的“气节”呢？他们讲的气节，其实就是忠君、忠于孔孟之道，忠于封建的纲常伦理。谁能维护皇帝的尊严、地位、谁能忠臣不事二主，烈女不事二夫，便是他们所崇尚的气节。他们提倡所谓气节，用以反对西学，认为学习天文算学等“技巧之术”，就是轻气节。所以，“立国之道，尚礼义不尚权谋；根本之图，在人心不在技艺。”只要“忠信之人，礼义之士”多了，即有气节的人多了，就能固本，就能自强。其实，这是自欺欺人的说法。试问，如果不学习西人长技，不改革弊政，不拥有自己的坚船利炮，怎样能够抗击外国的侵略。在近代史上，不论是鸦片战争，还是太平天国运动，成千成万的中国士兵在洋人的枪口下负节身亡，这难道不是最好的说明吗？反对谋自强，反对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，对自己国家和民族采取极不负责任的态度，这难道能算是什么气节吗？
其二，是坚持气节还是坚持封建道统，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混淆的问题。比如明初方孝孺，原是事建文帝的。燕王（即明成祖）攻下南京，建文帝自焚，方孝孺被送到北平，燕王要他起草即位诏书，方孝孺指责燕王不该当皇帝，而应由建文帝之子或之弟当皇帝。燕王说，由谁当皇帝“此朕家事”，要方孝孺不用管。当时明成祖称帝已成事实，并非方孝孺所能左右。在封建专制主义社会，皇帝生杀予夺，直接冲撞或反对皇帝是要灭族的。方孝孺维护的是忠臣不事二主的名节，而置方家数百族人的生命于不顾，使其尽株连其中，被滴戍后裔更达一千三百余人。为维护个人的名节，伤害这么多亲属朋友，也未必是高明之举。当然，更重要的是他的殉节，并非为正义事业殉节，封建专制主义的条件下，过问由谁来当皇帝大多是宫廷内部的争夺，对于一个儒生来说，如果关心也亦无不可，但应该有个撑得起来的落脚点，那就是谁当皇帝更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。而明成祖一朝，恰恰把明朝的政治经济推向一个新的发展，历史证明明成祖比建文帝更有作为。可见，方孝孺维护建文帝，不过是因为建文帝是朱元璋按照封建宗法制度诏立的，是正统的。方孝孺维护的是封建道统，并不是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，更不是为什么正义事业而坚持气节。如是这种例子在封建社会很多，统治者为某种政治需要，尽可以为他们建立所谓的“忠烈祠”，但它和我们今天所提倡的气节并不是一回事。
其三，对旧王朝的死硬派不应多加肯定。在中国历史上，新旧王朝交替时，总有一批识时务、顺应潮流的官员从旧王朝走向新王朝，如唐初的魏征、清初的洪承畴，等等。这些人大多对新王朝的安邦定国起了积极作用，有的成了一代名臣。但是，有一些坚决“不事二主”的死硬派，却和新王朝采取不合作的态度，有的甚至从事复辟活动，妄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。这种人历朝都有，古代近代都有。但在近代，因离现实较近，抨击他们劣迹的也多，如清末的死硬派袁世凯、张勋反对共和复辟帝制，为世人所唾弃，颂之者少。但在古代就不一样，商朝遗民伯夷、叔齐不食周粟，饿死在首阳山，后人歌颂他们几千年，唐代大文人韩愈还写了《伯夷颂》，颂什么呢？颂他们有骨气、宁死不屈。对此毛泽东以新的历史观，否定韩愈写的《伯夷颂》。毛泽东指出：“唐朝韩愈写过《伯夷颂》，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、开小差逃跑、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。”（《毛泽东选集》第四卷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，第1495页。）历代都有一大批伯夷、叔齐之类的旧王朝的死硬派，对这些人我们要像毛泽东那样采取客观的历史分析态度。
朱元璋称帝后，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，为不和朱明王朝合作，竟自断手指，誓不做官。他们在元代虽未必是什么大官，但他们却甘当旧王朝的殉葬品。苏州儒士姚润、王漠也因不和领导农民起义而当了皇帝的朱元璋合作被处死，充当了旧王朝的殉葬品。世人多指责朱元璋残酷，少有指责夏伯启、姚润等人举措失当的。其实，这些人是逆历史潮流而动，并非为正义事业作出牺牲，是属于不应该肯定的历史人物。
其四，不应肯定封建的节烈观。所谓“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的节烈观，是指为封建道德，诸如烈女、节妇等等而殉节的人的思想观点。这些被世俗称为美德的行为，实际上是统治阶级为了钳制人们的思想，制造出来的一条又粗又长的绳索，捆绑着人们的手脚。在“男女授受不亲”的说教下，一个青年女子的手被一个后生牵了一下，女子就得把被牵的手锯掉，以示尽节。今天看来是多么残酷、不人道啊！
至于忠君、尽臣节，其实含义是一样的。唐代名将张巡，以重节义而被称颂。他的重要业绩是死守睢阳，在弹尽粮绝之际，先是将自己的爱妾杀了，以飨将士，将士不忍，张巡“将令食之”。《新唐书》卷一九二记载：张巡“被围久，初杀马食，既尽，而及妇女老弱，凡食三万口”。张巡为了保持节义，不惜充当吃人魔王，这种十分残忍不近情理的人，却为历史以重名节而加以称颂。
气节问题确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，历史承继给我们的，却有不少是封建社会的气节观，而这种气节观又往往和一种被认为是高尚的道德观捆绑在一起，即诸如忠君爱国等等。忠君或许有人还会贬评几名，而爱国则很少有人去作具体分析。其实，当末代王朝败亡之际，往往有一些所谓义士在遥拜王灵之后自杀，或者下决心和新王朝作对，这些人是忠君还是爱国？显然，他们本质上是忠君，而不是爱国。
其实，气节和事业的正义性是紧密相联的。站在正义一边，不为利诱，不为威屈，或者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宁死不屈，这种气节是值得称颂；而站在非正义一边，甘心为腐败政权殉葬的死硬派，是不应目为祟高气节的。至于那种哥们义气，为坚持封建道德而献出生命的人，也是不值得称道的。我们要颂扬具有高尚气节的历史人物，颂扬那些为中华民族的团结和振兴、为国家的繁荣和发展而有气节的历史人物，而不能是相反。